从德国左翼党联盟的胜出谈起
2005年10月22日 杨伟中
德国大选结果说明了什么？
国际关注的德国国会大选揭晓了，在连串的谈判与交易后，新的“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大联合政府也终于形成，但大选结果对德国政局的撼动才刚开始。这次选举明显反映德国民众政治意识的向左转，表达了劳动群众对削减社会福利、失业和贫穷化的拒绝。德国极富影响力的媒体《明镜周刊》在选后以“德国保守主义的死亡”为题评论此次大选，称“是时候替德国保守主义写讣闻了”。的确，大力推动反劳工、亲资方“改革”政策的社民党如预期地落败，但原本在民调中领先社民党10—20个百分点以上的保守派联盟-基民盟和基社盟，却仅赢社民党不到1%，其得票率更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记录。另一方面，选片新组成的左翼党联盟一举获得了8.7%的选票和54个席次，成为德国政坛的新兴势力。
面对这个结果，德国资产阶级和美、英、法等国的主流舆论纷纷表示惊谔与失望，而国际上不少马克思主义党派则对此欢呼。为何会有400万德国民众投票给左翼党联盟？左翼党联盟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倾向是什么？它的崛起代表的是被压迫民众的新希望，还是另一个“期待-失望”循环的开始？本文试图讨论这些问题，希望能带给台湾工运和社会主义运动一点参考作用。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蜕变
德国社民党是个有着142年历史的老党。在19世纪末，它曾是国际上最强大、具实际领导地位的群众性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拥有可观的工会、合作社等群众组织以及一大批国会和地方议会议员。它茁壮发展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期，这也是它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修正主义”策源地的客观基础。至迟自1914年起，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社民党就已经完全背弃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理念。继实践中的背叛而来的是在理论上的改弦易辙，1958年社民党通过的《哥达纲领》中完全消除了和马克思思想的关联，也不把社会主义当作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制度，而仅视之为一个伦理的价值。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战后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斯大林主义罪恶的不断暴露等），社民党始终是战后联邦德国中唯一具有广泛工人阶级基础的左翼政党。七年前，在该党总理候选人施罗德和*拉封丹领军下，凭恃选民对执政多年的基民盟科尔政府右翼政策的不满和媒体对施罗德的偏爱夺回政权，与绿党共组红绿联盟执政。
社民党再度执政的这七年，资本主义已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繁荣时期，而是停滞、衰退的时期，也就是说劳资两大阶级取得妥协、建立福利国家的客观物质基础已经崩解，现在资产阶级面对下降的利润率和激烈的全球竞争，已经没有意愿向工人阶级做出让步（即使是微小的），不会再容许累进税率、社会福利、工会权利和限制资方解雇权力等资本主义的改良措施。在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一切左翼政党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彻底地改变资本主义，从国内开始，最终在国际平面上废除阶级制度，建立平等新社会，一是被资本主义彻底地改变，连温和的改良主义都放弃，成为资产阶级的忠实仆人。“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
早就远离创党理念的社民党，岂有可能走第一条道路？它们只能在“第三条道路”、“现代化”的美丽词藻下，和保守派竞相争取国际资产阶级的青睐，被资本主义彻底改变是它的不归路。
“红绿联盟”的褪色、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群众的抵抗
“红绿联盟”执政7年，它们的政策既不红也不绿。在国内，福利国家和工*利成了攻击目标，全面废除核电厂遥远无期，在国外，参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支持美国侵略阿富汗。在野的保守派支持政府各种右倾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私有化、削减福利等），一个事实上的“新自由派大联合政府”早已存在。施罗德在2003年3月提出“议程2010”（Agenda 2010），准备大举“改革”福利国家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
最引发争议的“改革”是从2002年起，由福斯汽车（Volkswagen）人力资源主管、施罗德亲密伙伴哈茨（Peter Hartz）主持之“劳动力市场现代化服务委员会”所提出的系列法案：“哈茨Ⅰ”至“哈茨Ⅳ”。在促进就业的名义下，哈茨法案的主要目标在促进非典型工作（部分工时等）的扩张，并削减失业津贴。投保失业保险的中高龄失业者以往最高可领取32个月的失业津贴，如今缩减为最多18个月，以往领完失业津贴后若未能就业则可领取失业救济，如今在实际上也被取消。
国家既已对工人开刀，资产阶级更不会手软，它们发动一连串攻势：延长工时、降低薪资、大量裁员和资本外移。在这种情况下，贫富差距扩大、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与地位下降是必然趋势。根据比勒菲尔德大学（Bielefeld University）的研究显示，90%的德国人认为“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同时，从1993到2004年，德国西部人口中最富有的25%其资产增加了27.5%，最贫穷的25%其资产缩水了50%，在德国东部数字则分别为86%和21%。2005年2月，德国失业者达520万人，创下历史记录，2004年有13.5%的德国人（1100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由于失业减薪带来国内需求不振，德国正面临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
这一切社会性的灾难都是由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这两大阵营联手造成的。所幸，德国工人阶级没有完全麻痹，没有完全丧失自信心，还能有反抗的意识与能力。2003年11月1日，在工会活动分子、激进左派、反全球化运动组织等发动之下，十万民众在柏林抗议所谓“改革”。次年4月3日，五十万人在柏林、科伦、斯图加特等三个城市*。从7月底到8月，则是“周一*”，即每逢周一群众就在各城镇发动抗议，这是效仿15年前推翻东德*的运动模式。群众的不满也反映在投票上。200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社民党丧失了280万选票，更接连多次在邦议会选举中失败。今年5月22日，社民党在自己主要基盘、德国人口最多也是最主要工业区北莱因-西伐利亚（North Rhine-Westphalia）邦议会选举中落败。迭遭重挫的施罗德决定提前大选，于是有了9月的国会选举。更重要的是，群众开始抛弃社民党，却没有整批投向保守派，反而开始寻求更左翼的选择。另个例子也饶富意味：联邦统计局2004年的报告显示，79%的德国东部民众和51%的德国西部民众认为社会主义是个“好的理念”，“只是被错误地实践”。
“左翼”回来了！？它们是谁？又会往何处去？
在反抗运动兴起，群众意识向左转的大环境下，社民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过去和工会的牢固关系也开始松动。2004年初，有两个政治团体开始形成，一个是在西、北部诸邦，由民主社会主义党内异议者、左倾知识分子和工会活动分子组成的“选举新选择2006”（Election Alternative2006），一个是以南部巴伐利亚工会干部（大都是社民党的老党员）为主组成的“劳动与社会正义倡议”（Initiative for Jobs and Social Justice）。两者在去年6、7月间合流为“选举新选择-劳动与社会正义协会”（WASG）。
一开始，新组织的目标与前景颇为暧昧。虽然有建立*的言论，但是许多人只是将“组党”视为向社民党施压的手段，希望社民党能“幡然悔悟”、“回到正途”，所以新组织只是个“协会”，而不是“党”。也因此，虽然选举“选举新选择”的旗帜，宣称可能投入2006年大选，但对是否参与北莱因-西伐利亚地方选举却有不同意见，因为参选势必将拉走社民党选票。另一个问题是新组织的内部民主和包容度有多大，能否容许关于纲领和策略的广泛辩论，并让不同流派得以存在，这是许多激进左派的要求，但是组织领导权掌握在社会民主派手中，他们却未必欢迎这些小派别进来影响方向和壮大自己。在纲领问题上，组织的领导层多半有着社民党的组织和思想背景，他们理想中的“新”组织其实就是70年代推行福利国家的“旧”社民党，它们要捍卫的纲领就是“福利国家”，对于“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并无兴趣，也回避反战、反全球化运动等课题。至于社民党何以背叛堕落，往往被归咎为个人错误，无法更深刻地从整个资本主义的变化和社民党传统路线的局限来反省这些问题。
民社党的前身是遵奉斯大林主义教条的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SED），执政期间厉行一党专政，更代表东德特权官僚阶层的利益压制工人阶级的反抗。1989、1990年苏联东欧的剧变前后，该党接受并促进了两德在资本主义下统一，并且该名为民社党。民社党抛弃了斯大林主义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了改良主义。它仍标榜社会主义，不过它所谓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却和社民党的主张越来越接近。在德国参加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和美国攻打阿富汗时，它是德国唯一反战的党，但它却倾向支持帝国主义国家在联合国名义下发动战争。由于该党的传统基础和资本主义带给德国东部地区的灾难，民社党在德国东部地区颇能和社民党、基民盟鼎足而三，但却一直无法扩大在德国西部地区的影响。多年来，该党得票率起起伏伏，始终无法成为具有全国范围影响力的党派。
更具争议性的是民社党的地方执政经验。尽管德国主流政党都拒绝和民社党在中央联合执政，不过近年来社民党和民社党在德国东部地区的梅克伦堡-西波美拉尼亚（Mecklenburg-West Pomerania）邦与柏林市已组成执政联盟。梅克伦堡-西波美拉尼亚是全德失业率最高、薪资最低的一邦，但是民社党的劳工部长却和雇主合作引入低薪资部门，邦政府还不顾对教学研究和就业的影响以及群众的反对，全面推动医院私有化。在柏林，根据去年3月的官方报告，每6人中有1个人生活在贫困中，每个月收入不到600欧元，而失业率则高达20%左右，某些区域甚至达30%。然而社民党-民社党政府不但不愿扭转局面，反而恶化情势。它们迫使公共运输工人减薪、削减儿童照护、教育公共服务支出并增加收费，民社党籍的经济部长更发言表示对哈茨法案的同情。
对劳动群众来说，民社党实在记录不良，但从选举角度来看，民社党在德国东部具有相当基础，而劳社党则从德国西部发展起来，两者如果合作将有加乘的效果。这时德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前社民*、前财政部长，施罗德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长期批评者拉封丹跳出来加入劳社党，并大力促成两党合作。今年7月，两党达成协议：联合参选，民社党改名为“左翼党-民社党”，劳社党候选人名列左翼党参选名单内，两党在1到2年内合并。左翼党联盟——从政治主张和代表人物的成分来看可说是个“新瓶旧酒”——正式在德国政坛冒出头来。“左翼回来了，在居西（民社党领袖，颇得媒体宠爱——作者注）和拉封丹领导下，劳社党和民社党的协议有持久改变政治体制中各；力量之平衡的潜力”，保守派报纸《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如是说。
革命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与策略
尽管左翼党联盟在选举中有诉求暧昧模糊而狭窄的重大缺陷，拉封丹等领导又在基本工资等问题上不断软化立场，许多潜在支持者也未能真正转化成选票，左翼党联盟的成绩还是相当耀眼。面对形势的演变——劳动群众明显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但现阶段却投向不可靠的左翼党领袖的怀抱中，或是在保守派和社民党两害中取其轻，仍旧投票给社民党——长期坚持工人阶级立场、耕耘草根运动、希望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立场的社会主义者该如何因应，的确是个恼人的课题。当前德国的激进左派正在摸索、辩论介入现实的最佳策略，下表初步整理了几个不同激进左派组织的立场与策略：
表一：德国主要激进左派在当前局势下采取的策略
1、马列主义党（MPLD） 毛派
向劳社党和左翼党提议组成广泛的左翼选举联盟未果，遂以该党名义独立参选，在政党得票中获得4.5万票左右。该党领袖认为他们成功地推动了选举运动。
2、国际社会主义左翼（ISL） 托派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USFI）德国支部
认为劳社党代表阶级意识向前发展的机会，积极参加劳社党，在党内促进政治辩论，并倡议“反资本主义左派”的讨论与共同行动。强调目前不能把革命和社会主义纲领强加给该党，以免和群众脱节，而应耐心地向群众解释为何不改变资本主义就无以保卫基本权利。在大选中支持左翼党名单。
3、革命社会主义同盟（RSB） 托派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德国支部
希望促使劳社党转变成群众性的*，故积极参加劳社党。反对劳社、民社两党联盟参选和匆促、由上而下地合并。要求在两党谈判开始前，民社党应退出和社民党联合执政的邦政府。在两党联合竞选联盟形成后，支持左翼党名单，但要求劳社党推动自己独立的竞选活动。 在大选后，对左翼党国会党团提出如下要求：（一）于第一期提议撤废“哈茨Ⅳ”法案，并号召全国*来支持此提案；（二）争取全国性最低工资（每月1500欧元），并号召工会在工作场所组织行动来支持；（三）议员应参与并实际支持社会运动和工会左派发起的行动会议。
4、左转（Linksruck） 托派 国际社会主义者先驱（IST）德国支部
积极参加劳社党，强调目前不应赋予该党社会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纲领，也避免在党内公开捍卫革命立场。一名该组织成员获选加入劳社党领导层。在大选中支持左翼党名单。
5、社会主义平等党（PSG） 托派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CFI）德国支部
严厉批判劳社党、左翼党，视之为统治阶级化解社会冲突、将工人意识局限在改良主义框架内的策略。在大选推出后选人独立参选，拒绝支持左翼党名单。
从历史经验来看，人们有时会跑到两个极端：要么是为了“拥抱群众”，一股脑儿地卷起自己独立的旗帜投入*，说是要和群众一起前进，结果是逐步放弃自己的纲领、放弃革命远景，充当党领导的苦力，最后烟消云散。要么是错将阶级意识仍混沌不明的群众和有意阻止群众激进化、和现存秩序妥协的领导等同起来，在潮流之外指手画脚，自限于孤立之境地，立场看似坚定正确，却沦为边缘的小宗派。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自然是要在这两个极端——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中——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血路：也就是必须一方面找寻到群众中去的道路，通过介入群众的日常斗争来影响它们，一方面不抛弃自己的革命纲领，利用一切有利的时机耐心地向群众宣传说明。这就要求我们善于运用自己的纲领，根据形势和群众的意识水平，提出既符合群众需要，又有助于运动前进的口号与要求，来争取群众支持。
对革命社会主义者来说，一切工作的中心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由革命纲领武装起来的群众性工人党，并以此为基地发动战斗，夺取政权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目标并不是建立一个改良主义的、面貌模糊的党，也不会事先认定一定得先经过改良主义党的阶段，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党。在今日的德国，群众意识虽然有所增长，反抗斗争也有所开展，但是那些改良主义的、摇摇摆摆的政客跳出来，以貌似进步的词藻暂时吸引了群众的目光，建立了劳社党、左翼党这样并未采取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立场、而是口头采取改良主义的党，革命社会主义者该不该投入呢？我们初步认为，不同的革命社会主义者首先应该积极地团结起来，建立独立于左翼党联盟的政治组织，以鲜明的社会主义政纲树立起旗帜，指出当前的出路，同时积极投入群众的日常斗争，把暂时受骗的群众从左翼党联盟的阵营中争取过来，同时吸引那些因为找不到值得支持的组织因而陷于消极的群众。
结语
德国经验对目前的台湾工运及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首先就在于让我们思考：建议一个定位在“中间偏左”、“社会民主”的政党是值得我们追求的目标吗？社民党百余年的历史已经说明，左翼政党不个改变资本主义就只能等着被资本主义改变。而新的左翼政治力量呢？从民社党改名的左翼党固然是新瓶旧酒，新兴的劳社党领导层更把自己定位成“社会福利国家党”而非“社会主义党”。我们不能不问一个问题：*如何能避免走上社民党的老路？靠领袖的个人道德吗？靠赶走几个不称职的领导人吗？
其实，左翼党联盟实质领袖拉封丹的个人政治经验就颇能说明问题。拉封丹希望维持社民党传统的福利国家政策，他批判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化导致投机交易的盛行，也使国际金融资本能大大左右国内政治。拉封丹说得好：“当一个社会中的利润私有化，而污损社会化时，这个社会就是不公正的”。他主张管控国际金融市场，限制投机交易。他更批判欧洲各国的减税竞赛，因为政府对资金和企业利润征的税越来越少，而工资税、消费税和社会保险金则越来越高。身为党的主席和政府的财政部长，执政后照说应能大力推动历年，但马上就碰到国际金融资本和以施罗德为首的党内右派强力反对。“心在左边跳动”的拉封丹没有选择坚持理念，更谈不到发动党员和群众来反对党内右派和国内外大资本，而是在99年初选择沉默地辞职，暂别政坛。六年后，拉封丹卷土重来，以社民党批判者的姿态顺利重返政坛。可以想见，在大联合政府形成后，左翼党联盟将是国会内的主要反对派，拉封丹也将是声望日隆的左翼领袖。但当年在国际金融资本攻势下屈膝投降的他，又有什么可能凭着旧纲领、旧人马来捍卫福利国家呢？
很多人以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理想太过高远，“中间偏左”、“社会民主”才“务实”而又“贴近群众”，历史已经说明了这种想法才是“天真”而“脱离群众”的。左翼只有一方面和群众一起斗争，争取那些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的要求，一方面耐心而技巧地向群众说明，不真正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由劳动群众自己掌握政权，一切群众关心的民主和民生改革，都无法真正确保、真正落实。这条看似困难重重的道路，才是真正实际的道路，其他的捷径其实都是远远偏离了目的地。
六十多年前，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写道：
“凡是足以提高工人阶级自觉，而使他们相信自己力量，使他们决心在斗争中作自我牺牲的一切方法都是好的，凡是使被压迫者在被压迫者之前表示畏缩和卑屈；凡是破坏群众反抗和不满精神；凡是以领袖的意志代替群众意志；以强迫代替说服；以蛊惑和罗织代替真实的分析的方法，都是不可容许的”。
“正面地面对现实；不要寻找最少抵抗的捷径；以真名呼实物；要把真理告诉群众，不管真理如何苦；不要害怕组织；从小事到大事都要认真：把我们的纲领建立在阶级斗争的逻辑上；行动的时刻一到便要勇敢——这些就是第四国际的原则”。
这些也应该是我们的原则。